光明时评:建设中国学术的国际传播平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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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-05-23

调查问题加载中,请稍候。 若长时间无响应,请刷新本页面  作者:夏雪  5月11日,《光明日报》刊登了中国科学院陆大道院士来信,认为科研唯SCI论人才,该改变了。 新闻引发大众对国内科研评价标准的关注。   众所周知,近年来我国的科研产出增长迅速,学术期刊也在积极谋求向外发展,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越来越大。 但是快速发展的同时,一些问题也浮出水面,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,其中“科研唯SCI论”就是代表性的问题。 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话语在国际学术界中的弱势地位,暴露了中国学术对外传播的不足;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学术为何要“走出去”以及如何“走出去”等问题,在各方面准备不足。

  SCI就本质而言,只是为了帮助科学家来找到自己感兴趣文献的一种文献计量学工具,即《科学引文索引》(ScienceCitationIndex,简称SCI)。

1960年,美国著名的情报学家和计量学家尤金·加菲尔德,创办了以数据出版为主的私人公司——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(InstituteforScientificInformation,简称ISI),1964年开始正式出版SCI。

经过50多年的发展,SCI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科技文献检索系统,位列国际六大著名检索系统之首,是国际公认的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。

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的科研工作者,自己的学术文章如果能被SCI收录,无疑是一种荣誉。 而ISI也不断扩大自己的业务领域,又建立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(简称SSCI)和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(简称AHCI),现已成为国际学术中评价体系最重要组成部分,深刻影响着全球各地的科学研究工作。   那么SCI真的就那么科学么?其实从创建之初,它就存在着许多问题。 首先它是作为检索工具被发明的,目的本身就不是为了进行学术评价,学术目标显然不能被工具所替代。

其次,SCI是索引技术与统计学发展在图书情报学领域的成果体现,各种量化指标和算法是其存在的基础,存在各自的局限与误差,也不能被当作“绝对正确”的学术评价标准。

再次,SCI作为学术评价体系的出现,是源于人们对于简单快速的追求。 其创始人加菲尔德曾经这样评价道:“我不得不说,这些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粗暴的方法。 它对变量考虑得不够周全,计算出来的结果也不够准确,但是却很便捷。 因此就很受欢迎。 ”近年来反思SCI,反思以影响因子作为学术评价指标的声音也越来越多。   在我国,近年来学术的国际化逐步成为学者、学术机构与学术期刊发展的一个新目标,突出表现以英文为主的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越来越多,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,都越来越受海外学界的关注和引用。 据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发布《期刊引证报告(JCR)》显示:2018年,中国大陆共有213种期刊被收录,增幅为%,位列Q1区的期刊数量也上升至48种。 而且因为SCI等数据库的重要性日益增加,国内学术界愈发将其作为学术发展的“标杆”,或被动或主动都以能进SCI为荣,争进SCI搜索名录的现象愈演愈烈。

并在努力挤入SCI的过程中,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招数,不仅背离了学术发展的规律与初心,甚至还出现了违背学术道德的咄咄怪事,难怪院士对此痛心疾首,发出了改变SCI论人才的呼声。

 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给《文史哲》编辑部回信中所指出的,“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、了解中国,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”。 中国学术成果需要“走出去”,更需要以独立的“中国话语”形式走出去,改变中国学术“话语逆差”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在国际上地位不相符这一不利局面,而不能被检索数据库所囿。

对此,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,特别是有关中华文化传统、中国历史和经济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方面内容的相关期刊,已经取得了不错的发展。 比如《文史哲》在海外已发行至30多个国家和地区;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》已被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、芝加哥大学,英国的剑桥大学、牛津大学与大英图书馆等200多个海外机构订阅;《中共党史研究》也拥有600余个海外机构与用户……因此,如何在现有的国际学术秩序中发出自己的声音,建立中国学术的国际传播平台,破除以SCI为代表的国际文献检索迷思,是摆在学术界和出版界面前的课题,这更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,创办更多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学术期刊、学术平台,不负总书记厚望。   (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期刊中心编辑、社会学博士)。